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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就在这个当口，当时《时报》的主编史量才横插一脚，他出了12万的价格，席家就把《申报》卖给了这位未来的“报业大亨”。
正所谓：在商言商——既然老孙出价没有人家高，那么认赌服输就好了吗。
问题是，孙家振认为史量才是靠吃软饭才搞到了这笔巨款。
原来民国元年（1911年）12月11日，光复会成员，时任江浙联军总参谋长，镇军革命司令，光复会重量级人物陶骏保来上海，走谒宋教仁和黄兴等同盟会要人，想要推行他的北伐之策。
没想到，陈其美在12月13日以请陶赴宴为借口，将其诱杀于沪军都督府之中。
对了，就在下个月“杨梅总督陈英士（陈其美的字）”又派出了“圣枪修女常凯申”暗杀了光复会的创建人，陶成章。
实际上，同盟会和光复会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，辛亥革命之后，双方眼见着到了摘桃子的时候，他们的矛盾就公开化了。
不说陶成章，就说陶骏保。他死前随身带着江浙联军的军饷，寄存在他的老相好，四马路迎春坊沈慧芝的闺中。
陶一死，沈就吞了这笔巨款，立马嫁给了史做二房……
这件事情本来极为隐秘，结果被孙家振这个老记者给挖了出来。一方面作为新闻记者，一方面作为商业败者，他就将此事广而告之。
从此之后，孙史二人就不大对付。
“哈哈，要不是明初兄侬讲起，兄弟我都要忘了……”
黄大公子点了点头，拍了拍手上的物事道，“那么明初兄作价几何呢？”
“一口价——一千大洋！”孙大记者也不客气，直接竖起了食指。
黄承恩也不犹豫，直接拿出支票簿道：“好，就一千大洋，兄弟我现在就开支票给你。”
不要因为我们倪神仙收个记名弟子就能赚100000大洋而产生错觉，这年头1000银元也是一大笔钱。
当时的中小学校长月薪高的也不过100大洋，这就能顶人家十个月的工资。
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如此耸动的独家新闻，还有如此精彩的独家照片，卖个1000银元也不为过。
孙大记者也是想和黄大公子结个善缘，才没有狮子大开口来着。
等到孙悟本步行回到大世界都快凌晨一点了，不过此时的大世界却更加闹猛了。
法租界的巡捕们撤退之后，原本四下的围观群众就自动自觉地成了游客……
“临时提价啦临时提价，五十铜子一位！”
最前头的游客忍不住抱怨道：“哎呀，平常晨光电梯票也只要30铜子，现在哪能噶JU啊？”
沪语小知识：“龟鬼贵”三字在上海话里演变为与“居举句”同音的现象，这在语言学中有个术语，称之为“支微入虞”。
大世界售票员一指门内道：“现在这里面可是倪神仙大战青帮的战场啊，价格能一样吗？侬觉得JU，那么就覅进去好了。”
后面的游客道：“好咯好咯，不就50铜子吗？阿拉四个人，2块银洋拿好。”
前头那人气愤地回头道：“侬插队做啥，阿拉又没讲不进去啊……”
一听到这些对话，孙悟本就心中有数，看来他的黄伯伯已经来到了大世界了啊。
果然等他进了《大世界报》报社，就见到了大世界的主人翁——黄楚九黄大老板。（见图）
黄楚九有个绰号“百家经理”。而他的旗下确实有100多家不同类型的企业。从他起家的药业，一直到最为挣钱的娱乐和金融。
和含着金钥匙出生的黄大公子不同，黄大老板可是白手起家，从一介走方郎中，到如今商业巨子，他的成功绝非幸致。
此君的商业嗅觉堪称是灵敏过人。庚子之后，日本大肆向中国倾销工业品，引发了工商界的反日浪潮。
黄楚九见此情形，将传统成药“诸葛行军散”包装成了“龙虎人丹”，和日本大东亚医药公司的仁丹（俗称翘胡须仁丹）打起了擂台，并且借着民间情绪发了一笔“爱国财”。（见图）
也只有黄大老板这种商业嗅觉敏锐的经商奇才，方能想得到“临时提价”这一招。
而孙家振正在向他报告道：“玖公，请你放心。明天的《大世界报》排版都排好了，过会儿我亲自送到印刷厂去……”
哦，黄楚九也是以字行，他原名承乾，号磋玖。所以孙大社长取“玖”+“公”而尊称之。
“嗯，那就辛苦玉翁了。对了，这一次印它个十万份。”黄楚九断然说道。
孙悟本一听这话，不由得咂舌道：“十万份？这要是价格翻倍，那就是三千大洋啊！”
他是真的服了，要说做生意那还得数黄楚九啊。
“明初老弟此言差矣。”黄大老板摆手道，“明天的《大世界报》一分钱不收，全部白送——送完为止！”
“……”